在东亚某些地区，曾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，但之后陆续试图摆脱这种牵绊。日本、韩国、越南和新加坡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激烈，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路径。新加坡选择全面融入西方体系，全面接纳那一套运作模式；韩国则在抛弃汉字之后，逐渐考虑重新引入一些元素来弥补。
“去中国化”这件事，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历史转折点上，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时所做出的决策。它们的变化并非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逐步推进的过程，涉及到教育体系、行政体制以及文化认同的调整。
自7世纪起，日本便派遣留学生赴唐朝学习，派遣团体多次往返，累计超过十次，带回了律令制度与佛教思想。在奈良时代，日本的首都布局模仿长安的格局，汉字也成为主要的书写文字。这种吸收并非盲从，而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，彰显自主性。
进入19世纪时，清朝逐渐落幕后，日本察觉到新的机遇。自1868年起，明治维新全面展开，政府倡导引入西方教育体系。虽然在1872年曾有人提出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的建议，最终未被采纳，但这一提议表明了明确的方向。追随欧洲模式，强调“摆脱亚洲，走向欧洲”的口号，日本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。
二战结束后，在美军的管理下，日本于1946年将常用汉字限制在1850个，到了1981年调整为1945个，以确保表达的连贯。尽管汉字仍被保留，但其意义和用途都逐渐本土化，与最初的中国核心逐渐拉开距离。这一去中国化的趋势在日本早已开始，并结合西方的影响，逐步建立起现代国家的体系。词典中那些汉字，现今主要服务于日本语境，而非中原文化。整个历程反映出，日本借用中国元素起步后，巧妙地转变方向，避免陷入旧有框架的束缚。
高丽王朝从十世纪起，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儒家经典，官员们需熟悉汉籍。景福宫的布局与北京相似，展现出深厚的文化融合。到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统治时期，执行强制日式教育，切断了中韩文化之间的联系。1948年韩国获得独立后，迅速制定专用韩文的法律，逐渐停止汉字在学校的教学。街头招牌从1950年代起改用了韩语谚文，政府文件也随之更新。谚文由世宗在1443年创造，最初用于辅助汉字，但逐步成为了主要的书写体系。
在废除汉字之后，韩国面临了一些困扰。韩语中大约有70%的词汇源自汉字，而且很多词汇具有相似的发音，导致歧义频出。在法律文件中，这种情况尤其明显，曾经有一宗案件因为某个词的不同理解而长达数年官司。2005年，首都从“汉城”改为“首尔”，彻底消除了历史遗迹。
然而，这一激进措施引发了抵制。1998年，金大中上台后，开始推动汉字教学的再兴。高校学生报名汉字资格考试，在企业招聘中也给予加分。现如今，一部分韩国年轻人已重新学习汉字，以避免表达上的模糊。尽管去中国化做到了极致，但也揭示了本土语言的不足之处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倾向。
在公元939年越南获得独立后，仍然处于中国的附属状态，沿用汉字撰写诏令。在阮朝时期，从1802年至1945年，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，考查汉籍。河内的文庙则供奉孔子，成为教育的中心。1858年法国入侵，设立儒学堂，到了1862年开始推广拉丁字母拼写越南语。殖民统治者试图削弱中国影响，建立法语学校以培养亲法的精英阶层。最初，越南的知识分子曾试图反抗，但逐步接受了新的文字体系，从而方便了本土发音的表达。
1945年胡志明在巴亭广场发表了独立宣言，使用现代汉字书写内容。自1954年起，南北越南都将国语文字作为官方文字，汉字被彻底废止。年轻一代逐渐忘记古籍，历史认知变得模糊，近年来中越关系中也不时出现误判。近年来，越南对于汉语的兴趣逐渐升温，许多学校开始开设汉语课程，青年们通过学习汉语来解读古籍，以免走弯路。这种去中国化运动带有殖民历史背景，法国曾大力推行拼写体系，独立后虽继续实行，但并未完全切断与中国的文化联系。
在19世纪的英国统治时期，新加坡吸引了大量来自闽粤地区的移民，他们带来了方言和传统习俗，并建造祠堂传承中医。华人群体占据主导地位，早期的学校教授四书五经，传统节日和舞狮表演也十分热闹。新加坡在1965年实现独立后，李光耀政府将英语定为主要使用语言，1966年中学开始以英语授课。英语的中立性，不偏向任何族群，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。到了1979年，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，目标是统一华人方言为普通话，然而在商务领域，英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。
在1980年，南洋大学被合并入国立大学，导致华文的地位受到削弱。到1987年，所有教育机构将英语确立为第一语言。在双语政策的实施下，华人学习普通话，但在家庭环境中，英语的使用比例高达70%。中秋节变得更加商业化，传统的文化氛围逐渐减淡。这是新加坡去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一阶段，尽管如此，华人血统依然沿用西方模式进行发展，英语已成为一种身份象征。从文化层面来看，华人在血脉中铭刻着中国元素，却被强行与传统割裂。
各国在摆脱中国文化影响的过程中，结合本土创新，形成了不同的路径。日本融入假名元素，将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，词典的内容也出现了变化。韩国经过激烈的反思后，开始推动汉字的复兴，重新唤起对传统的重视。越南在殖民时期遗留下古老的文字体系，近年来逐步补充汉语元素以丰富语言表达。新加坡则全面向西化，英语成为主要使用的语言，逐步取代了华文。这些国家起初借助中国文化建立基础，但外部冲击促使它们改变方向。去中国化的措施帮助它们适应了现代社会，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化根基。新加坡的模式操作高效，却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割裂；韩国则选择恢复汉字，以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。
整体来看，文化并非坚不可摧，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适应性。日本提前脱离了中国传统上网配资炒股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；韩国经过一番挣扎后，重新找回了部分旧有的传统元素；越南借助新引入的文字体系实现了独立，但仍需借助传统知识来理解相关历史；新加坡则通过推广英语实现了飞跃发展，但也陷入了文化上的两难境地。去中国化的策略并非全盘否定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路径以谋求生存。面对外部压力时，选择舍弃部分传统负担，轻装上阵固然能带来短期利益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若失去太多文化根基，可能会迷失方向。韩国试图恢复传统，正是对此的正面回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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